第三篇文章是一篇严格的学术论文，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但论文通篇没有做出任何地震预报。只是在结论中指出这些断层有足够的长度，足以发生振动地面的地震，成为这些地区地震危险性的潜在震缘。

    笔者上述分析和引述的许多结论，得到了地震科学家们的肯定。在5月30日，笔者主 持的科学报道沙龙邀请到中国地震局国家地震台网中心的任鲁川研究员，在《科学时报》的会议室与40余名科学和其他领域的记者举行座谈。任鲁川首先区分了长 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临震预报。他指出，像长期、中期，几十年、十几年的预报，相对来说要比短期临震预报要好。比如说龙门山断裂带这次发震，大的地质学 家，几年以前，甚至十几年以前就指出这是一个地震构造带，这就属于长期的预报。

    在介绍了基本情况后，任鲁川表示，震前，地震台网中心会商没有得出任何会发生汶 川大地震的结论。尽管事后再看，会觉得这里像是有地震的蛛丝马迹，那里像是有异常现象，但是如果回到震前复杂的实地判断中，很难让这些信息得出汶川一带会 有大地震的消息，关键的问题是，那些事后看有些异常的迹象，在没有发生任何地震的很多情况中也经常会出现。任鲁川指出，动物异常行为就属于这种类型，有震 前动物异常行为的报道，同样有大量报道指出，在地震前动物没有发生异常行为。

    结合任鲁川研究员的看法，笔者认为，重要的是，不论动物异常行为是否在震前发 生，如果要把这类行为纳入地震预报的指标中，那么关键不是注意异常行为的发生本身，而是对异常行为的发生要做出在统计意义和生理意义上有较高确定性的结 论。这方面，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已经做了30年的研究，尽管研究由于缺乏实践指导意义而中断了10多年，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旨在得出科学意义上结论的 研究才最终具有应用价值。

    那么，为什么短期地震预报难以解决，而那么多余震被成功预测了呢？任鲁川说，比起临震预报，余震事实上增加了很多确定性因素，包括大致的时间、地点、范围等。不能说，余震预报的相对准确就意味着地震预报的技术取得了成熟。

    除了对地震趋势性的研究和动物异常行为的关注外，还有一类看来确定性更高的研究可 能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最新一期（5月28日）的科技期刊《科技导报》中，中国矿业大学的教授吴立新及同事在一篇论文中报告，汶川大地震前20天开始， 在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上方的热红外卫星图像中出现了异常的温度升高情况——这一地区与这次地震同属一个断层。这种温度升高可能是由于板块构造运动造成 的，它也可能成为地震预报的指示迹象之一。

    针对这篇文章的结论，5月30日科学报道沙龙座谈会上的另一位嘉宾中国气象科学 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东海博士认为，震前已经出现的地壳运动带来的地下热度上涌，进入云层改变红外云图很有可能，但是问题是这种改变 是否大到可以形成进行预报的证据。任鲁川研究员也表示，影响热红外云图数值异动的因素很多，包括人类活动，数值异动是否能与地震前兆紧密联系，还有待观 察。

    偏巧，《南方周末》6月6日发表的一篇译自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地震常见问题答疑 的报道，对上述种种讨论给出了一个相对确定性的注脚：人类能够预报地震吗? 不能。无论是美国地质调查局还是加州理工学院或者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没有预报过一次大地震。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答疑中并没有“人类永远不能预报 地震”的提法。该答疑随后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不知道如何预报，并且也不打算知道。不过，借助科学数据，科学家可以计算出未来将发生地震的可能性。 比如，科学家预测在未来30年内，旧金山湾区发生一次重大地震的概率为67%，而南加利福尼亚的概率是60%。”在笔者看来，许多人说美国人不能预报地震 不能成为中国不能预报地震的借口的时候，并没有仔细看后面这些概率推算，在现有科学水平下，给出这样的概率，恐怕已经是把不确定性事情的确定性提升到一个 很高的高度了。

    如何看待“非主流科学”的地震预报

    在地震后许多强烈谴责“地震不可预报”的人中，包括一类民间科学家或者说非主流科学家。震后不久，笔者看到“地震预报专家欲哭无泪”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西方现代临震预报不可能的科学技术主导下，破坏性地震（5级以上）不能预报， 这是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的共识。从这个角度看，32年前的唐山地震和今天的汶川地震都是不能准确预报的。在中国，一批地震工作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包 括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取象比类’的方法等），取得遥遥领先国际的科研成果。例如，耿某某（笔者省略全名）根据历代(包括1956～1970年)大旱 与地震关系的统计，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5年往往是旱区。旱区越大，干旱时间越长，相应的震级越高’的统计规律。1972年耿提出 ‘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预报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特别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

    2008年4月26日和27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 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年5月～2009年4月）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 等，4月30日密件发出），而且，耿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

    除了上述根据旱灾和强磁暴来预测地震外，另外还有根据行星运行规律或者潮汐规律作出地震预报的业余科技工作者。

    在大地震爆发之际，这样的“预报”当然引人关注，而作为非地震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常常难于判断信息的真伪。但是我们对上述文字展开分析，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可能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也能进行思考的切入点。

   首先，作为理性的记者，特别是从事科学报道的记者，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美国不行，中国难道就不行”的提法。不 同国家技术特点不同，这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科学问题是没有国界的，与技术不同。所谓“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继承，我们在新旧知识的兼收并蓄 后，是有能力预测地震的”是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提法。地震科学是建立在公开文献的基础上的，科学界没有人会隐瞒自己研究发现的他国会发生地震的事实（如果 有的话）。

    其次，科学的研究需要来自科学的机构，这一点在近代以来更为明显。那么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是否是一个专业的科学机构呢？首先，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科学界组织结构上了解到，学会通常是不具有日常科研能力的，更 不要说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恐怕难以在重大的地震问题上做出结论。而且，具有科学理性的人都应该知道，“天灾预测委员会”这种机构完全不符合 科学界的逻辑。我们当然希望科学能进展到预测各种灾难的地步，但是，科学界是一个分工严明的群体，通常会把机构的名称与学科分类联系在一起（比如××地质 学会地质灾害专业委员），而且也不大会把难于获得证据支持的预测作为一个机构的名称。这样看来，按照科学界的逻辑，不太会建立一个“天灾预测委员会”。

    第三，从基本科学知识出发对一些结论的可信性存疑。我们也大致了解，大旱主要是 季风变化的结果，也许造成地震的地壳运动会对旱情造成一定影响，但是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那样，其影响可能只是众多不确定的前兆性因素的一个，依靠这 样的单一因素，或者主要依靠这样的因素，应该难以得出很确定性的，包括时间、地点的结论。前述的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答疑也明确表示：“天气状况与地震是没有 关系的。”

    文章中还提出了根据“强磁暴组合”的理论，笔者与大多数人一样，对此并不了解， 对于这一理论本身也无法置评。但是可以想象一下，磁暴观测是一件多么困难、需要耗费多么昂贵的设备的事情，就可以推断出，如果这样的说法来自没有资金设备 人员支持的民间，对其可信性存疑也是一种合理的举动。

    像其他领域一样，民间科学家们这一次也对主流科学界对他们的排斥充满了抱怨，对 自己获得不了科研基金感到愤怒。笔者多次参与民间科学家的活动，非常了解这种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个人的同情。但是不论同情与否，这种情绪不能成为接 受对方作出的判断的根据，这一点对于需要保持冷静的记者而言，尤其重要。

    在科学报道沙龙活动中，任鲁川研究员也针对各种“预报地震”的非主流研究表达了 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首先，应该欢迎各种研究，但是研究和获得地震预报结果不同，后者必须有确定的证据。而目前，不论是旱灾还是行星运行等，并不能成为地 震发生的确定的证据。随后，他阐述了风险决策的概念，地震预报是一种风险决策，不能仅仅根据一两条不一定确证的情况发布可能让全社会恐慌的结论。

    记者判断自己不熟悉的科学问题的原则

    必须承认，笔者本人并非地震专家，上述文字还是参阅了大量地震参考文献的产物。那么，在实际工作中，记者们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在短暂的时间内也无法迅速获得专业知识，该如何判断相关的信息呢？下面提出一些原则。

    第一，重大信息，特别是突发性事件的重大信息，需要与符合发布该重大信息的相关机 构进行核实。例如，很多人都记得在汶川大地震后不久，一条来自人民网的消息就在正规的新闻门户网络上流传，说当晚北京可能有2～6级地震，有关部门及时平 息才制止了恐慌的蔓延。记者编辑们处理类似这样的消息，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与有关部门核实。

    第二，科学是科学，道德是道德，政治是政治。当看到那些声称自己预测出地震的人 在道德上谴责地震局的时候，我们虽然不必拒斥这些说法，但是也要留心仔细观察。与此类似，我们见到那些谴责“美国人不能预报地震，怎么中国人也不能”的各 种说法时，我们也要警惕，认真分辨其中哪些是合理的逻辑推测，哪些是民族主义的宣泄。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自豪感绝对不能取代科学的客观判断标准，这一点不 光在地震预测上，在其他的科学领域中也一样。

    第三，科学界的基本规范是论文或者正式学术会议的会议报告，这代表着学术共同体 的认可。也许诸如地震这么紧急的事情来不及发表论文，但是至少要看看，作出声明的人是否经常在权威的、同行评议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类似论文。没有一项研究 是平白无故冒出来的，作出一项重大预测，即使其预测本身来不及发表，其用来预报的方法也应该是科学界认可的。在这方面，笔者编著的《全球化时代的科学传 播》一书，收录了方舟子的“如何识别真假新闻”一文，有非常实用的参考价值。在同行评议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编辑们不能具有该领域全部知 识，而相关审稿专家的认可，才代表着科学界的认可。

    第四，如果有时间，还要看看做出重大声明的人，不论是在学术刊物上，还是在博客 或者是非正式的网络上（后两种情况更多）发表的论文，是否建立在公认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不懂得这些理论，那至少可以看一看文献索引部分，是否引 述了那些他人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笔者看到的一篇描绘“强潮汐周期、地球自转加速度的变化与特大地震的对应关系”的文章，在14个文献索引中，11个 是引自作者自己以前撰写的文章，另外3个是通讯社的电稿，这足够说明这样一项“研究”是非主流的，其可靠性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即使具有了上述规范，仍然可能会出现记者们无法判断信息的情况，那时候，我们当然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向相关领域科学家求证。不要担心听不懂科学家的话，需要担心的是问错了人，所以如果时间允许，在请教前通过文献发表情况核实一下相关科学家的背景非常有必要。

    上述工作可能显得比较麻烦，但是，给受众提供精确信息是记者的职责所在，即使麻烦一点也是值得的。（作者为科学与发展网络中国区域负责人,世界科学记者联盟理事）